股票10倍配资以心灵温暖心灵，让教育回归生活 | 纪念朱小蔓逝世五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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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是朱小蔓教授逝世5周年纪念日，我们特别推出怀念朱小蔓专辑——

人们理想中的教育科研引领者

——怀念老领导朱小蔓所长

程方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原中央教科所研究员

我在原中央教科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工作整整30年，经历过8-9位所长的治所过程，朱小蔓所长是我从内心最为感激和敬重的领导。这不仅是因为在她领导下，教科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在中外教育界产生了巨大辉煌的影响；还在于她本人具有的人格魅力、真诚态度、大爱情怀和拼搏精神。

在朱所长来所之前，我和她从未谋面，在学术上也几乎没有交往，只有认识她的朋友对我说，朱小蔓人很好，有志向、有学养、有气度、有热情，是个懂学术并懂得尊重人的领导。后来在与朱所长共事的数年中，这一简单而又有分量的评价，都被充分地证实了。

作为教育部直属的权威教育研究机构的掌舵人，朱小蔓所长不仅有务实远大的教育理想，有厚德载物的开阔心胸，也有扎扎实实的建设步骤，更有鞠躬尽瘁的拼命精神，并能以此团结所有科研人员和科研辅助人员为着共同的目标持续奋进。从她开始，教科所有了明确的所训：求真、笃行、弘道、创新，也逐渐形成了积极、正向、和谐、务实的良好所文化。

当然，令我感受最深的，不是因为在她的领导下我曾受到信任，有了更多为科研作贡献的机会，而是她对单位里所有人的尊重、信任、支持和爱护，这的确是当下和一直以来科研领导者最难得的品质。我和她平时见面不多，但经常看到她在耐心地和普通科研人员、后勤人员交流，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诉求；也经常会看到她毫无倦意地带病工作，鼓励大家勇于探索和创新，并对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尝试主动承担责任。这些看似普通平常的事情，总使我内心深深地感动。正因为如此，当时在她的引领下，全所的各个部门都能充分挖掘潜力、焕发主观能动性，科研成果和学术影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佳境。我后来体会到，朱所长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不仅是真心的，也是倾情的，是有志向、道德和审美共同支撑的一种精神。真心是理智使然，而倾情是超越理性，且有无限内在动力的。

在她领导下，全所风气很快有了巨大改善，不仅规章制度健全，科研文化和谐，全所上下基本形成了人们心向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状态。当时，教科所平均一天半就有一次颇受关注的学术活动，首次建立了访问学者和博士后工作站制度，开启与全国各省教科所的合作共赢模式，先后与中国科协、陶研会、中华孔子学会（梁漱溟、张岱年等发起）、中国教育学会、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世界银行、俄罗斯教科院、欧美日权威教研机构、世界知名大学教育学院等国内外知名机构建立合作交流机制，联合举办各种规模的论坛，中外知名教育学者和人文社会研究大家常来所里交流讲学，学术培训和出版也十分繁荣，教科所在教育研究中的地位、水平和广泛影响等都令同行钦羡悦服。在她领导下工作，你会有“公而忘私”的冲动，想和她一样去拼搏和奉献。在她担任领导的7-8年中，不仅所内的科研人员成果丰厚，不少得益于研究所培养的博士后学者、高级访问学者等，在教育实验、科研创新和学术发展上都有了超越以往的显著进步，研究所的发展和影响也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程度，得到国内外同行的一致赞赏。

在她的领导下，教科所使久违的风清气正又回到了学术界，注重调研、鼓励创新、支持各类教育教学实验、提供学术证明和广泛交流，在为决策服务和为教育一线服务之间，提供了全所和全方位的贡献，在新世纪中国教育科研的发展中确立了很好的标杆和典范。所以直至今日，特别在她离开教科所以后，人们还时常会怀念她的那个令人赞赏和钦慕的“时代”。

初入中央教科所时的朱小蔓

不灭的灯火

——纪念朱小蔓教授

李树英

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教育哲学博士

深圳大学教育学部特聘教授

时光无言，流转不息。自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情感教育领域的旗帜性人物朱小蔓教授于2020年8月遽然长逝，至今已近五度春秋。五年，足以让一些记忆沉淀，也足以让一些思想的价值在时间的淘洗中愈发凸显。当我们今天再次将目光投向中国教育的广袤田野，我们不禁要问：朱小蔓教授留给了我们什么？在今天这个技术飞速迭代、社会日益内卷、青少年心理健康备受关注的时代，重思她的学术遗产，我们会发现她点燃的那盏名为“情感教育”的灯火，非但没有熄灭，反而愈发真切地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

纪念朱小蔓教授，我们首先忆起的是一位中国“情感教育”的坚定旗手。在教育界普遍将目光聚焦于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的时代，是朱小蔓教授以巨大的勇气和前瞻的视野，大声疾呼教育必须回归其本源——关怀“完整的人”。她深刻地指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温暖的情感、健全的品格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她所倡导的情感教育，是对冰冷“智育”的深刻反思，是对每一个鲜活生命内在需求的温柔回应。

纪念朱小蔓教授，我们感佩于一位“学术引路人”的无私胸襟。当我从海外带回范梅南教育现象学的“思想火种”时，是她以卓越的学术洞察力，看到了其对于“让教育回归生活”的巨大价值。她提携后辈和鼓励后进成为佳话：在她的鼓励下，我积极推动，联通内地、香港特区与北美的教育学者网络，也促成了范梅南教授三度访问中国，朱小蔓教授得以与范梅南本人进行深度对话，两位顶尖学者的思想在对话中碰撞出耀眼的火花。从此，关注生活体验、唤醒教育智慧成为学界的一股清流。更重要的是，在她的直接推动下，当时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专门成立了“国际教育现象学与教师发展研究中心”，并由她亲自担任主任，我则出任执行副主任。中心的成立，为教育现象学这一与东方教育传统密不可分、人文气息的浓郁的教育学术思想在中国融合、发展，建立起广阔的国际平台。在中央教科所所庆50周年学术论坛、江苏华西村举行的国际学术论坛上，在中央教科所举办的各类学术讲座上，处处见到她关心后辈、扶持晚辈的身影。她甘为人梯、搭建平台的大家风范，至今仍是学界传颂的一段佳话。

纪念朱小蔓教授，我们传承的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教育智慧。她所奠基的情感教育事业，如今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2030议程中得到广泛推崇，并在“社会情感学习”（SEL）等更系统化的实践框架中得以延续和发展。社会情感学习是情感教育理念在当代成功、系统化的实践结晶。它继承了情感教育的核心精神，并将其发展成了一套更加科学化、可操作、可评估的教育框架，为全球教育从“重智育”向“五育并举”和“全人发展”的深刻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从“自我认知”到“人际关系技能”，从“关怀伦理”到“负责任的决策”，这些当代教育的情感教育热点，无不与她当年的思想一脉相承。她让我们懂得，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教会人如何更好地生活，如何“以心灵感受心灵”，如何在纷繁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温度与前行的力量。

朱小蔓教授走了，但她的思想没有走。她像一盏不灭的灯火，永远提醒着我们：教育，若没有了情感的温度，便失去了灵魂。今天，我们最好的纪念，便是继续她未竟的事业，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关怀中，成长为一个完整而幸福的人。

朱老师2001年在香港教育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

对话与研讨

——追溯朱小蔓老师讲授的博士生课程

刘正伟

浙江大学教授

浙江省教材研究中心副主任

2001年9月新学期开学，朱小蔓老师在南京师范大学为博士生开设了一门《基础教育改革的哲学讨论》的课程，采取的是一种类似欧洲大学史上研究班的讲授风格。当时，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跟随她做博士后研究，亲炙并受益于她的这一教授风格。

这门课程是她为新入学的两位博士生和一位硕士生开设。我以教育史专业博士的身份进入博士后流动站研究，苦于教育理论方面学养不足以及对教育现实问题的关注不够，便跟朱老师提出，要求选修她的这门课程。朱老师很爽快地同意了。

当时朱老师的《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一书已在前一年正式出版。她所创作的学术著作对话体方式——通过一个问题的引出，展开思想的探索，最终认识、理解与解决某个问题，以及全书所贯穿的 “生成性”的思维方式，受到当时学界的称誉及教育实践界的欢迎。

朱老师当时虽然身兼学校行政工作，担任分管本科教学的副校长，很忙，但是在这门课程的教授上，似乎很少落下过课程。

每次上课时，她先是让每个同学讲解、汇报上一次课上预先指定或布置阅读的文献以及需要讨论的相关问题，然后自己再开始讲授。

朱老师在正式讲授时，始终激情洋溢。她并不对着讲稿，或只是对着讲授的提纲，恰像本雅明所描述的那样，是“眼睛朝着学问”，“而不是对着所教的人”。她是在朝着学问的时空隧道和知识的贮藏中搜寻、探究、创造，生成新知。她在讲解时眼睛时常发出光亮和惊讶！或因为捕获了一条新的证据或形成一个新的学术观点而欣喜；又或因为某一观点与在场的同学形成了共鸣，或发现某一个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而欢欣鼓舞。有一次，她在课堂上忽然停下来大声对我说：“正伟，你是治史的，你要认真读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

在朱老师的讲授中，“对话和个人理解取代了引经据典，互相辩论的旧形式。”她通过提问、倾听、对话、讨论的方式提醒同学，不要仅仅依赖聆听她的课堂讲授和阅读文献去学习，而是要透过个人思考、理解和反思获得启迪，“对听到的讲课内容进行反省，写下个人所想”。让大家通过反思重新检视文本，建构思想与观点。

这门课程说是为博士生开设，其实是开放的，来选修这门课程的，有其他专业的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还有来南京师范大学进修的中小学校长、一线教师，规模大致在8-10 人。无论是以什么身份进入她的课堂，朱老师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目光又是对着所有人的。她格外重视来自教学实践一线老师的意见，在她看来，来自实践一线老师的意见，不仅真实，而且可以促进教育专业工作者对教育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

朱老师在课堂上，总是以谦逊真诚的态度对待同学，开展教学。她的教学浸润着挚爱、谦逊和信任，并营造出自由而富有探索精神的教学情境。她的课堂始终充满自由和讨论的精神。在对话教学背后，体现了朱老师对学生的责任感与探索学问的勇气和期待，从而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教学规训的理念与方式。

这门课程的考核没有采取考试方式，而是通过提交一篇涉及某个课题的专门研究的论文完成。每个同学必须提交书写和口述作业，“这制度独特地示范了什么是集体自由追求知识的意念。”这些论文的选题需要在小组预先做口头报告和讨论。每个论文的选题都是小组“对话的讨论对象”。她给予每位同学充分思考和探索的空间，尊重各自的研究兴趣和论文选题。当她发现与某一同学的论文主题有关的新材料和信息时，会兴奋地在深夜打电话告诉这位同学。

其实，朱老师这门课程的教授本身就是一种新的学习指导实践。她尊重差异，积极鼓励并邀请大家参与到对话与研讨中来，同时塑造各自的学术个性。可惜那时我的教育理论学养不够，终究没有勇气探讨教育现实问题，这是我深以为撼的一件事情。

征得朱老师的同意，我的作业是撰写她主编的《教师新百科》（小学卷）中国与亚洲传统道德教育条目。

朱老师这门课的教授方式不仅在于与同学就中国教育的发展展开实质性的交流、对话和研讨，还在于培养和促进同学养成思考、分析和批判的习惯。恰如当代西方一位哲学家所指出的，受过良好的阅读与学问训练的心灵会发展出其分析与批判的力量，而受过良好的研讨训练的心灵进一步增强了分析与批判的力量。

朱老师参加南通田家炳中学情感教育活动和学生同情共感

朱小蔓：我国生命教育研究的“先驱者”

刘慧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教授

朱小蔓先生与生命教育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先生曾说：“我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关注伦理学中情感与道德的关系，90年代初期从教育学视域关注情感教育，提出‘情绪情感是重要的生命机制’，由此与生命教育结缘”。本文从以下几方面略述先生是我国生命教育的先驱者。

一、《情感教育论纲》问世：拉开了我国生命教育研究的“帷幕”

可以说，1992年，先生的博士论文《情感教育论纲》问世，标志着我国生命教育研究的“开启”。情感是生命的本体性存在，是生命的内核。先生从情感的立场、视角研究教育现象、问题与机制，关注人的情感感受、生命体验等，其实质就是回到了个体生命本身，探讨教育与生命情感的关系，是生命教育的体现。鲁洁先生在为此书作序时写道，“一个很有意义的开端”。因为“人的情绪、情感问题被当今许多学科的研究所重视，相比而言，教育理论对这方面的开发已经较为薄弱。从中国教育的现状，从青少年与儿童精神成长中的问题以及世界性的教育走向来看，建立起重视情感教育的教育理论，并切实探索情感教育的特殊机制确有必要”。而当时“国内外缺少现成的研究成果以直接借鉴，需要开放性的思维和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因而那时我不能不为她，同时也为自己如何指导这一课题研究多少存有顾虑。结果，在她的艰苦努力下，一个纲要性的理论框架居然被立起来了。” 可见，先生的这一开创性研究成果，不仅开启了我国情感教育的先河，也拉开了我国生命教育研究的“帷幕”。

此后，先生在其《教育的问题与挑战——思想的回应》（2000出版）论著的前言中，表达了她对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呈现方式的主张和追求。她写道：“我一直固执和顽强地认为，教育学的理论可以有多种呈现方式……欣赏和比较习惯于多学科的研究视野……尤其对生物学的有机体思想、生命激活现象，对人类大脑及其神经加工、个体生命表现的多样性、多向性和开放性充满着不衰的好奇和兴趣。” 可见，她对教育理论研究的生命基础的思考与坚守。我想，这也是她支持、指导我从生命科学等多学科视角研究生命教育的缘由。

二、《生命道德教育论》：指导我国首篇“生命教育”选题的博士论文

1999年至2002年，在追随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时，先生的身体状况与精神追求，成为我以生命教育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的重要因素之一。先生工作太拼命了，一直用意志力控制身体，最后导致身体生病。我刚入学不久，先生就病了，她剧烈呕吐，还查不出原因，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她还在给学生讲课、辅导论文。她的那种状态让我又心疼又担心，也引发了我对生命体及如何对待生命的思考，其中，如何解决肉体与精神的问题是一个难题。出于对先生身体的关心和生命的珍视及当时社会对英年早逝之优秀知识分子的惋惜，我提出了关爱生命体的教育，继而提出生命论德育，并于2001年与先生一起在《教育研究》上发表了“多元社会中学校道德教育：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世界”，首次提出并阐释了关注学生个体生命的教育理论，该文荣获了“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原本是想以生命教育为题开展研究，先生提醒我说，“对生命教育已有研究，你的研究创新何在？”深度思考之后，我选择了生命教育中最核心的问题——生命道德教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得到了先生的认可，但写什么、如何写当时对我而言都是难题。在研究期间，先生在去中国台湾访问时带回美国学者华特士的《生命教育》（影印版）送给我，又推荐我看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迷失的范式：人性研究》等。正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于2002年5月完成了《生命道德教育论——基于新生物学范式》。这是我国首个生命教育主题的博士论文，在此基础上修改出版了《生命德育论》，并荣获了“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三、“倡导生命教育，研究生命教育，尽学者的使命”：先生的期望与身体力行

2012年12月7日，首都师范大学儿童生命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以下简称“研究中心”），先生欣然接受邀请担任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及咨询专家委员会主任，并出席揭牌仪式及首届论坛。她在大会致辞时高度赞扬学校成立研究中心，充分肯定研究中心成立的意义与价值，并为研究中心题词为“倡导生命教育，研究生命教育，尽学者的使命”。可见，先生对生命教育高度重视，对我们研究中心充满期待。同年同月8日，先生出席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研究中心协办的第八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育论坛，并做题为《生命教育：兴起与艰辛》的主题报告。

朱小蔓先生在担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期间，积极鼓励、倡导、支持在中陶会下成立生命教育专业委员会，并亲自兼任理事长。在2013年12月生命教育专委会成立大会上，她报告了“探问生命教育——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学习心得”。对陶行知先生的生平、教育轨迹以及生命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作了全面回顾和再阐释，指出陶行知生活理论暗含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生命的意义需从生活里找到依据。这是在陶行知思想研究中，首次对他的生命教育思想进行探析，也是首次对陶行知的生活教育与生命教育之内在性关联的探索。

在接下来的几届中陶会生命教育专委会年会上，先生出席并做生命教育主题报告。在2014年生命教育专委会第二届学术年会上，先生做了题为《教师生命的情感研究》主题报告，强调教师人格的魅力在于其精神内涵，应将其内化为生命的光彩。在2015年生命教育专委会第三届年会上，先生结合担任初中思想与品德课标组组长并主编教材的经历，做了《学校德育课程与生命的关系》主题报告。她指出，无论是在课标还是在教材中都体现了生命教育的理念和思想。在品德课教学中实现生命教育的目标，教师需要在施教过程中注重以下一些条件：首要的是教师本人的生命热情和生命信念，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敞开，有与学生生命坦诚相见与对话的基本愿望，这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教学成败的决定性条件，因为这是生命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的本性使然。生命教育不同于知识教育的根本在于活的生命人物、事件、气息的“在场”并“流动”。同年5月，先生在中国台湾地区举办的两岸大专院校生命教育高峰论坛上，做了《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主题报告，对陶行知生命教育思想进一步阐发，指明中国生命教育本土创造的方向并奠定理论基础。同年7月，在生命教育专委会举办的“首届全国学校生命教育研究高峰论坛”上，先生做了《“爱的联结”关系与生命教师》主题报告，首次对“爱的联结”进行了阐述，这是她生命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2017年，在生命教育专委会第五届年会上，她带着与癌症搏斗的虚弱身体，报告了《缠缠绕绕相表里，寻寻觅觅至如今：情感教育与生命教育之求索》。这是先生最后一次在生命教育专委会年会上做主题报告，在报告中，她明确地将自己的情感教育定位为情感性生命教育。她说，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从教育学视域关注情感教育，提出“情绪情感是重要的生命机制”，由此与生命教育结缘。她明确表达“我从事的是情感教育视域下的生命教育研究，或曰指向生命完整发展的情感。”

可见，先生从她博士论文起，始终关注人的情感问题、关注人的生命问题、关注人的生命状况，并以情感为重要标识和抓手推动情感教育和生命教育，是我国生命教育诞生与发展的先驱者、躬行者。

朱老师和苏霍姆林斯卡娅

朱小蔓：教育家的精神肖像和行动楷模

戴联荣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楚雄师范学院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名誉院长

我们在弘扬、讨论和落实教育家精神的过程中，总会不断地追寻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及其行动楷模是什么样的。新时代多么需要像朱小蔓先生这样“用真心做教育，用爱心做老师”的教育家啊！

老领导王湛曾撰文指出：“朱小蔓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她是为教育而生的。”为什么如此高度评价、认定这样的新时代教育家呢？

一是朱小蔓学养深厚，乃是享誉海内外的名师大家，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著名学者朱永新先生做诗发文——教坛痛失巨擘，真情文章毓大家。朱小蔓被评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40人物”、“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力人物”；被选举为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媒体评价她是具有国际影响和知名度的著名学者，有独特的教育哲学思维架构，用情感纬度考察和关注教育，非常注重理论与基层学校实践相结合。朱小蔓有原创理论——情感教育理论，并提出未来情感文明、情感文化的理论建构方向；她是建构型的教育家。

二是朱小蔓道德纯粹，把“教师爱”、立德树人，看作自己生命之根、活力之源。“倾真情做教育，创立情感教育，学者本色，亲切亲和，同歌同泣；尽爱心为师表，关怀道德心灵，人格魅力，勇当勇为，念恩念慈”挽联，典型地代表了我们学生对老师的敬意和感恩。朱老师以身作则，任人唯贤，反对以权谋私，尊重、爱惜人才，关心、体贴知识分子的劳动特点和身心特点。正如毕诚研究员所说，“教育家朱小蔓担任中央教科所所长，谱写了中国教育科学发展史的辉煌一页。她也给我们书写了一页辉煌而骄傲的历史！”

朱小蔓与前辈师长对于德育学、情感性德育学科一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她对南京师范大学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道德研究所以及德育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强调将情感文明、情感文化，落实在班集体建设、班主任工作当中，渗透在课堂文化、师生交流和学校文化建设之中。

她在江苏的许多小学开展了情感性素质教育的实验，例如南京琅琊路小学、无锡师范附属小学、无锡五爱小学、江阴实验小学、南通师范二附小、丹阳师范附小等，还有南通田家炳中学，她帮助和指导、提炼出非常重要的教育特色或者模式。她对国家“三科”教材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大力呼吁和推动用情感、道德、生命之眼，编写有关中小学思品、法制教材，为新课改提供政策支撑。

三是朱小蔓一生奉献，忠诚、践行党的教育事业。2003年春天，朱老师手术后在无锡疗养康复身体，她不顾劳累，坚持与我们博士生讨论科研方法及论文写作，实在讲不动了，就在躺椅上歇会儿再讲。2019年9月教师节前夕，朱老师在医院经受了几个疗程的化疗、放疗，喉咙吃饭喝水很不舒服，她仍然没有推辞为香港中文大学卢乃桂教授的著作修改序言。她对我说过，人生病原因，主要的还是心理压力过大，长期“应激心理”状态，对免疫系统有伤害。朱老师的杨司机说，“朱校长说过，一进入课堂或报告厅，就非常兴奋，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和智慧告诉大家，一结束回到车上，我就像狗熊，太累了”。